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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密七星巨棺之谜

2008年10月15日,防城港市上思县距县城5公里处一个名叫 “官皇屯”的山坡上,人们挖山取土时,挖出了两具巨棺——“三合土”棺椁。嗣后,在自治区文物局的主持下,联合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中国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以及有关省市文博单位共同攻关,经过近3年的抢救性、抽丝剥茧般发掘,一个惊天秘密正一步一步向我们走来:上思“三合土”巨棺与明朝“失踪”的建文帝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具有重大的人文价值。逐章推出“七星巨棺”之谜,以飨广大读者。

一、“石棺”出自“官皇屯”

  时间定格在2008年10月15日。

解密七星巨棺之谜

  谁也没有预料到,这天的不久之后,却引起国内各媒体,特别是引起了中央电视台各类栏目极大的关注,并在国内考古界也引起了轰动,而上思也成了全国关注的焦点。

  对于人们来说,这天只是一个平常的日子。然而,就是这一天,在距上思县城东面约5公里的思阳镇广元村东北面约800米处,当地人称之为“官皇屯”的山坡上,却因为一个正在这里进行挖山取土的施工队,从山坡处挖出一块外壳十分坚硬而又类似石头的长方形“石块”,由此人们一传十、十传百地纷纷涌来观看这个大“怪石”。

  也许在场的施工队领导意识到,展现在人们面前的这个大“怪石”并非一块普通的石块,当即向政府作了报告。县文化和体育局领导接到政府的通知后,要县文物管理所的工作人员立即赶往现场进行勘测。

解密七星巨棺之谜

  在对这个“石块”的勘测过程中,发现这个类似“石块”呈长方形,顶部分呈“人”字形,长2.40米,高1.16米,宽0.96米。而在山坡上,另一个也类似的“石块”,其头端已露出地面。经测量,这两块“石块”的排向相互距离0.5米。在过后发掘这大“石块”出土后,测量其长2.50米,高1.45米,宽1.15米。这两大“石块”的形状,类似棺材的形状。

  经对两大“石块”进行勘测,结论为:这两大“石块”并不是普通的“石块”,而是两座系“三合土”夯制的墓葬。

  随后,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覃芳、何安益、杨清平等文物考古专家,根据这两座“三合土”墓葬制作的形状,初步推断,属明代时期的墓葬。并还断定,以“三合土”为外椁的这两个墓葬,在“三合土”椁内必然存在有棺木。

  这种以“三合土” 夯制的棺椁,也就是当地人所俗称的“石棺”。

解密七星巨棺之谜

  所谓“石棺”,只是当地人的俗称,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用石头凿刻而成的棺材。其实,它是一种采用“三合土”在棺木四周夯制形成的棺椁。只不过在“三合土”干涸后,它的坚硬度也像石头那样的坚硬,甚至比普通的石头还要坚硬。

  而所谓的“三合土”,这也仅是一种考古专业上的俗称术语。“三合土”它是由多种成分组成,只不过它其中的主要成分是黏土、石灰和沙子。而其中的石灰成分比较多,黏土也占有一定的比例,沙子的比例相对少一点。

  壮族民间有这样一种说法,就是夯制这类“三合土”棺椁,有时为了增加其黏性,会在“三合土”中加进适量比例的糯米浆或糯米饭进行搅拌。另外,有时为了增加其硬度,也会在“三合土”中加进适量的桐油进行搅拌。

  经考证,采用“三合土”夯制棺椁,在我国自宋、元时期就时有出现,至明、清时期,在山东、福建、广东的沿海一带就盛行了。其原因,沿海一带土地湿润且酸碱性较强,如埋在土中的棺椁受到酸碱性的长年侵蚀,棺椁就容易腐烂。因此,为了更好地保护棺椁及棺内尸体、物品,就采用了“三合土”混搅,并在木质棺椁四周夯筑,形成一种“三合土”外椁,以达到长久保护木质棺椁的作用。以后,这一带不断有沿海的移民迁移内地,就把“三合土”夯制棺椁的丧葬习俗沿袭到各地。

  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文物考古专家李珍说,以前在山东、福建、广东等地也曾发掘类似的“三合土”棺椁,但多数仅为五面密封,且多数都遭到严重毁坏。自己从事考古工作多年了,以前从没有见过像在上思出现的这么完整的两座“三合土”夯制的棺椁。

  专家推断,这次在上思发现如此完整的呈六面密封形状的“三合土”棺椁,在广西属于首次发现,在国内也属罕见。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梁宏刚博士,根据中国传统的丧葬习俗推断,这应该是一处夫妻合葬墓。因为,不仅在壮族或是其他民族的丧葬习俗里,父子葬或者母子葬它们是不能平排葬的,只有夫妻合葬,才能平排葬。

  根据有关文献记载,在我国的西周时期就已经开始存在夫妻合葬的习俗,即夫妻分别葬在两个相互紧造的墓穴中。到春秋战国时代,这种夫妻异穴合葬的制度更加趋于普遍。

  也不知道从何时起,从“风水”学的角度说,凡家族的墓葬,长辈墓一定在墓地的上方,而晚辈墓只能在墓地的下方,否则,那就是“骑祖”,就是人伦颠倒的表现。这是丧葬习俗中的一种禁忌。

  自从出现了夫妻异穴合葬的习俗,几千年来,人们还一直在遵循着这样的丧葬“风水”规则,并一直延续至今。

  经过完全发掘出土后,发现这两座“三合土”棺椁呈一大一小状。经体积推算,大棺椁的重量应在5吨左右,小棺椁的重量也在4吨上下。

  按照墓葬所呈的坐北朝南向排列,大棺椁位于墓地东面,小棺椁位于墓地西面。在壮族的丧葬习俗里,墓地的安葬,排列均为男左女右。因此推断:大棺椁里的墓主人为男性,小棺椁里的墓主人为女性。

  经2008年12月19日、2009年6月9日由广西文物局、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会同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故宫博物院、北京大学、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以及广西医科大学等各路专家,对两座“三合土”棺椁的开棺发掘勘测,结果也证明了当时“夫妻合葬”和大棺椁里为“男性墓主人”,小棺椁里为“女性墓主人”的推断。

更为奇异的是,当切割了“三合土”外椁后,展现在人们眼前的“三合土”外椁内有一副樟木制作的内棺椁,而在樟木椁之内又是一副十分坚硬的木质板制作比较精致的内棺。再者,发现内棺的两侧,都用两个木质“燕尾锁”将棺盖和棺槽进行凹状“锁扣”。采用这种“燕尾锁扣” 棺盖和棺槽的丧葬方式,在壮族的丧葬习俗里,还没发现过先例。

  以往的考古,在“三合土” 椁内只有一个棺木。而像这样呈“三合土”椁 “樟木棺椁” 内棺的丧葬方法,目前在国内还没有类似考古发现的记录。

  虽然说,这两座“三合土”棺椁的开棺勘测工作已告一段落,尽管棺椁内出土的文物甚少,但是,这两座曾轰动国内考古界的“三合土”棺椁却留下了诸多的谜团,其中,这两座“三合土”棺椁为什么如此奇异,而墓的主人又是谁,它又是何时埋在这里的,为什么墓葬的地面上没有留下任何的墓碑标志,棺内也没有留下任何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标志。而从出土的物品中,为何女性墓主人身穿在封建社会里,只有皇族及王公贵族才可穿着,否则就是犯“忌”的金黄色的丝织衣服,身上又呈现一块质地为绸缎的绣有形似 “荷花”状图案的方帕。再者,男性墓主人在棺内所呈现的是双手交叉平放于腹部的睡状,这和壮族丧葬习俗的死者在棺内呈双手平放身体两侧睡状的习俗尽是不同。可惜的是,女性棺椁在挖掘时,民工以为是大石块任其随意翻滚,棺内骨骸已经零乱,无法分辨其睡状。而且,经推断这两座墓葬的年代应为明代时期的墓葬,但为什么在女性棺内却呈现唐代的“开元通宝”钱币,男性棺内呈现的是唐代的“乾元重宝”钱币。值得惊奇的是,男、女性墓主人都身垫刻有“北斗七星”图案的“灵板”。

  所有这些“三合土”棺椁里出现的种种谜团,是否深藏着什么样的玄机呢?

  当年这两座“三合土”棺椁是采取了“一次葬”的形式进行安葬的。或许墓主人生前有过遗嘱,或者是墓主的后人原意把墓葬埋下以后,就不再让世人知道墓葬的踪迹。所以,这两座“三合土”棺椁采用的是“深葬法”,即在地面上甚至包括棺内都没有留下任何能证明墓主人身份的墓碑及墓志铭。

  清朝《事物原会·墓志铭》书中记载,墓志铭真正成为一种文体始于南朝时期。

  墓志铭一般由“志”和“铭”两部分组成。明代《文本明辨序说》中记载:“按志者,记也;铭者,名也。”“志”是用散文形式记叙死者姓名、字号、籍贯、官级、功德事迹的。“铭”,是用韵文形式概括“志”的全文,并对死者致以悼念、安慰、褒扬之情,是委婉抒情的。但也有只用碑记或碑铭的。

  在古代,“墓志”主要是把死者的简要生平刻在石碑上,放进墓穴里,中国人讲究立德立言立行,死后这些都是要写进墓志铭,以求得死后留名。

  中国的夏、商、周时期的丧葬是“墓而不坟”,就是只在地下掩埋棺椁,地表不树任何标志。自春秋、战国时期的丧葬形成了“坟”后,才有了“墓碑”,而“墓碑”则立于“坟”前。

  墓碑文上一般刻记死者的姓名、籍贯、成就,逝世日期和立碑人的姓名及与死者的关系。

  根据历史文献记载,我国从春秋晚期就开始盛行在墓葬上构筑坟丘。如《礼记·檀弓》中记载,孔子为父母的墓建造坟丘。并认为此前之所以没有在墓上建造坟丘,即有“不封不树”、“墓而不坟,与地平齐”的回归自然之意。

  我国传统墓葬的形式是土葬,而土葬必需有坟墓。坟墓,似乎是一种连带的称呼,其实,“坟”与“墓”的字义是有着本义上的区别。《礼记·檀弓》引用孔子的话说“古也墓而不坟”。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对此的注释为“墓为兆域,今之封茔也。土之高曰坟。”所谓“土葬”,就是要把死者安放在棺木中,然后再把棺木埋入土穴,因此,埋棺之处叫做“墓”,也叫做“茔”,墓地范围以内叫做“兆域”。而在墓地埋棺之处的地面上堆土成丘的,叫做“坟”,也叫做“冢”。这就是说,在墓地里,高处为“坟”,平处为“墓”。

  历史文献记载,秦汉以后,丧葬制度形成了“无墓不坟”。在整个封建社会,坟墓等级分明,官爵越高,墓地越大,坟头越高。东汉末年的经学大师郑玄提到“汉律曰列侯坟高四丈,关内侯以下至庶人各有差”。

  我国唐、宋、元、明、清五朝的墓葬典章里对不同品官和庶人墓地的大小规格以及坟高规格都有具体严格的等级规定。

  自战国中期起,赵、秦、楚、燕、齐、韩等国君主死后都营造高大的坟丘,并尊称为“陵”,即指其高大无比,也象征着王权的尊严和地位的崇高。

  在我国的丧葬习俗里,是有“一次葬”和“二次葬”的说法和习俗。

  “一次葬”,是指人死了以后,就把遗体直接安放进棺内,永久性的埋在地下,有的地方叫“大葬”。

  “二次葬”,是指人死后,把遗体安放进棺内埋于地下,若干年后,再把遗骨捡出来重新安葬。

  所谓“深葬法”,就是壮族民间民俗所说的“暗葬”。其意就是把棺椁埋在地下后,地面上不垒筑墓堆,也不留下任何墓碑标志。如果在地面上垒筑墓堆,并竖立有墓碑及其他标志的,壮族民间民俗称之为“明葬”。

  经查访两座“三合土”棺椁出土地附近村民,凡是上了年纪的七、八十岁的老人们都说,自从他们懂事起,都没有听到有上辈老人传说这座山坡上有古时墓葬,他们也从来没有见这座山坡上有过古墓葬的墓碑标志。

  壮族的民间有这样的习俗禁忌,不能随意去毁坏别人的祖墓和墓葬,否则,是要损阴德的。悠久的历史以来,人们还是遵循这一习俗准则。何况数百年前,这里还是属于荒郊村落,就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的数十年间,这里也没有进行过大规模的工程建设,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时期,这座山坡虽然也开辟过果园,可也没有听说曾经捣毁过两座古墓葬。如果不是这次因建设工程需要而进行挖山取土,这两座古墓葬或许再过几十年或许上百年后也不会露出地面。

  那么,为什么当年墓的主人或是其后代要采用这样的丧葬法,是不是墓主人生前有什么神秘的经历呢!

按照丧葬习俗的常规,不论是在历史上有过何显赫地位和取得过什么功名的人,或是一般普通老百姓,死后由后人垒坟竖碑,以世代祭祀。

  可是,这两座“三合土”棺墓葬其制作这样的精致,并且当年是要耗着不少的人力、财力来夯制,这也不是一般普通老百姓能承受得了的工程。可它们却要如此的沉默于地下数百年且从没有后人进行过祭祀。尽管这两座墓出土后,附近村民也曾试图认“祖”攀“亲”,然而,经查对上思历史上有过“名望”的历史人物的家谱、族谱,却没有发现记载缺、漏其“祖先”墓葬的。这就不由得人们去进行种种猜测。

  从墓葬的巨大夯制工程和棺木的精致,以及死者身垫“北斗七星”灵板这些奇异的现象,对此,可以做出这样的推断:这两座墓的主人,其生前应该具有一定的社会地位和具有一定的经济实力,且墓主人极有可能还隐藏着极深的神秘背景。

  在上思出现过的历史名人、望族里,有谁更接近这样的条件呢?查阅当地史料后,更是一片茫然。虽然,上思在历史上也出现不少的名人和望族,但他们的最终归宿都找到了“佐证”,就是说,他们的墓葬,至今都仍在享受着其子孙后代的年年血亲祭祀和对坟丘的修茸。

  那么,在历史上曾居住于上思的有谁更能接近这样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的人物呢。

  经查阅有关历史资料和有关的县志资料,《上思县志(民国版)》有这样记载:清顺治元年甲申,即崇祯十七年也(公元1644年)。是时,明之版图,此数省已去其半。迭经臣工拥立桂王,力图恢复。乃清急分兵追击。桂王朱由榔走南宁入云南。李定国、孙可望等皆随之。有经上思边地而欲匿迹图存者。如左江道黄其晟,避居城内,置有屋地。

  《上思县志(民国版)》还记载:上思营都司佥书署在城内东南隅,系明黄官故宅。又载:城守营向无署。明季左江道黄其晟,为避乱计,在城内筑屋一座,后他适,房遂空。清初设城守,暂驻其间。至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其孙黄奕欲扶榇旋闽,因索偿屋价。

  再者,《上思杨氏家谱》中记载,其先祖于“永历二年”(公元1648年)的一处墓葬有落款:“赐进士年前左江兵巡道今升通政使通家侍生黄其晟拜撰” 的墓碑文。

  若如上思县志所载,身为明朝廷命官的黄其晟自清军入关后开始避居上思,至清康熙年间其与家人在上思居住了四十年。

  难道这两座“三合土”棺椁就是黄其晟夫妻的墓葬?

  据福建省《同安县志》(今为厦门市集美区)资料记载:黄其晟,字仲芝,号元眉,明末清初同安县鼎尾人。天启二年(公元1622年)进士,任东城御史,以耿直不容人,出知抚州、南昌、桂林等知府。

  黄其晟任广西左江道时,闻明廷亡后,同瞿式耜等在肇庆奉“永历帝”(指桂王朱由榔)。后并随帝欲逃往缅甸,为清军所获,在狱中关押6年后,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元)释放回乡。

  《台湾文献丛书·第302种》《岭海焚余(明清)》全集《奏明会推本末疏》载:“黄其晟已改兵侍,奉差久矣。当日求甚苦,予改枢衔甚历,而又坐缺不出,不可也。”

  由此可知,黄其晟当年应该是受到贬嫡而转任广西南宁左江道的。

  于是,根据这样史料的记载,在开始对“三合土”棺墓主人身份的考证时,为了能够获取更多的历史信息,不妨把这段历史做个还原性地推断:

  黄其晟在任广西右江道时,闻知清军在明军叛将吴三桂引领下进入关内,并入主中原,建立了“大清国”。其时,明朝崇祯皇帝朱由检在李自成率领起义军攻陷北京城后,无奈吊死于北京城紫禁宫煤山的那棵老歪脖子的大树上。

  可是,李自成的农民起义军攻占北京后,由于“兵骄将奢”,造成明将吴三桂投降满清,并引清军占领了北京城。

  虽说清军攻占中原后,南方数省一时还处在明朝控制的势力范围内。作为明朝廷命官的黄其晟深知,明王朝已是无回天之力了,而清军会继而举兵大举进攻南方,以取得明朝的整个天下。所以,就事先将其家人如《上思县志(民国版)》所载,避居于上思城内。而为什么黄其晟会选择上思为避居之地呢?其一,广西左江的范围虽然包括宁明、崇左、大新等地,但这些地方都是十分显眼,不易避居;其二,上思距南宁仅百余公里,并且地处绵绵数百里的十万大山,交通不便,官兵不易追剿,是避居的理想之地。

  标志明朝灭亡的时间,应为1644年。其时,南方数省的明朝官吏马士英、史可法等始推并拥立明福王朱由崧于清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五月初三监国于南京,并于五月十五即皇帝位,年号“弘光”。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五月十五日,大臣赵之龙、王锋、钱谦益等献南京城向清政府投降,廿二,朱由崧被俘,并解往北京处死。福王朱由崧的“弘光”朝廷灭亡后,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闰六月初七,明福建巡抚张肯堂、礼部尚书黄道周等,奉唐王朱聿键称监国于福州,同月廿七称帝年号为“隆武”。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八月廿八,朱聿键被清军擒杀,“隆武”政权灭亡。

  与朱聿键建立“隆武”政权的同时,在浙江余姚、会稽等地抗清义军及明官吏缙绅的扶持下,明鲁王朱以海监国于绍兴。但是,鲁王因其政权腐败,并热衷与“隆武”政权争夺皇统,势同水火不能相容。该政权建立不到一年就宣告灭亡。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十一月初二,明大学士苏观生、隆武政权时的辅臣何吾等于广州拥立朱聿键之弟朱聿粤为帝,改年号为“绍武”。同年十二月十五,清军攻入广州,朱聿粤等皆死。“绍武”政权仅存41天也就宣告灭亡。清顺治三年(公元1646年)十一月初八,两广总督丁魁楚、广西巡抚翟式耜、原兵部尚书李永茂等拥立桂王朱由榔在广东肇庆继皇位,以次年(公元1647年)为“永历元年”。史称朱由榔为“永历皇帝”。朱由榔为人懦弱寡断,昏庸无能。在抗清名将何腾蛟、瞿式耜、郑成功等的支持下,尤其是大顺、大西农民军与之联合抗清,永历政权得以生存下来,支撑台湾及中南、西南数省半壁江山,声势颇大。顺治五年(公元1648年)春收复了湖广、湘桂部分地区。顺治九年(公元1652年)收复广西全境。接着北取长沙,东扫江西,收复二州16郡。但永历朝政腐败,统兵将帅专横跋扈,朝廷中宦官专权,朋比为奸,内讧激烈。顺治十五年(公元1658年)四月,清军主力从湖南、四川、广西3路进攻贵州,年底进入云南。大西军精锐损失殆尽。十六年(公元1659年)正月永历帝狼狈西奔,经广西南宁转往云南进入缅甸避难。

  以上的这段历史,史料称为“南明政权”或“南明王朝”,也称“小南明”。

黄其晟是否参与在广东肇庆拥立朱由榔的活动,史料没有明确记载。但从《上思杨氏家谱》的记载,黄其晟于公元1648年(即永历二年)曾为杨氏先人撰写的墓碑文的情况推断,黄其晟当年并没有在广东肇庆参与拥立朱由榔的活动。但是,他确知朱由榔继位,否则,就不会在碑文的日期上标上“永历二年”的字样,也许后来在其他明朝廷命官的召唤下,黄其晟将家人留在上思,便独自前往跟随朱由榔,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

  这也从《上思县志(民国版)》记载“明季左江道黄其晟,为避乱计,在城内筑屋一座,后他适,房遂空。清初设城守,暂驻其间。”的字句里得到了印证。就是说,黄其晟到上思后不久便离开了上思。

  黄其晟去了那里,这也许如福建厦门同安县志所述“(黄其晟)闻明廷亡后,同瞿式耜等在肇庆奉永历帝。”

  随后,“永历帝”朱由榔在清军的追剿下,于1659年由广东经广西桂林、柳州、南宁等地前往云南并逃往缅甸。

  1662年,清军完全控制了南方后,责令吴三桂继续追剿已“避难”在缅甸的朱由榔等。而吴三桂也威逼缅甸国王交出朱由榔,否则就进攻缅甸。缅甸国王为了自保,便设计诱出朱由榔,由吴三桂率清军将其俘获。不久,朱由榔遭到吴三桂缢杀并焚尸。

  黄其晟在南明王朝彻底灭亡后,也许正如福建厦门同安县志所述:“随帝欲逃往缅甸,为清军所获,在狱中关押6年后,于康熙元年(公元1662元)释放回乡。”

  据此可以证实,黄其晟确有其人,而其又是明朝进士和遗臣并任过广西左江道,明亡后又随“小南明”的桂王朱由榔。

  黄其晟获释之后,是否“回乡”,或许继续返回上思避居。不然,在《上思县志》里,怎么又有“至康熙二十三年(公元1684年),其孙黄奕欲扶榇旋闽”的记载呢。

  由此推断:其一,黄其晟获释后,可能确实回乡了,不然就不可能有如福建厦门同安县志所述:黄其晟“性喜《辞楚》、《汉书》,常题句云:‘熟读离骚痛饮酒,细看传注喜观书’”的记载。再者,黄其晟或许在故乡思念远在广西上思的亲人,并经多年的辗转书信才联系到自己的亲人,所以,才有了如《上思县志》“至康熙二十三年,其孙黄奕欲扶榇旋闽”的记载。其二,黄其晟在受清军俘获关押获释后或许仍返回避居于上思,并一直默默地生活,直至逝世。至康熙二十三年时,其孙黄奕意率家人返回福建原籍,便向县署索偿“清初设城守,暂驻其间。”的屋价。其时,或许黄其晟之孙黄奕早已埋葬了先祖黄其晟。只不过对外声言要“扶榇旋闽”罢了。

  再者,当年黄其晟之孙黄奕要“扶榇旋闽”,谈何容易?其一,上思地处偏僻,且交通不便;其二,上思至福建,千里之遥。当时也不具备这样的运输条件;其三,如果不声称“扶榇旋闽”,其后人也怕先人的墓葬日后遭到盗挖及毁坏;其四,其后人“旋闽”后乃至数百年里再也没有任何后人到上思“寻踪祭祖”;其五,或许数十年乃至上百年后,其再有后人来此“寻踪祭祖”,但是,由于历史的变迁,或许再也无法找到其祖先的墓地了。

  然而,当对“三合土”棺墓主人身份初步推论疑似为当年的广西左江道“黄其晟夫妻合葬墓”时,一条信息的反馈,几乎全部推翻了开始的种种推论,因为,在福建厦门同安县鼎尾村已经发现黄其晟夫妻当年的合葬墓。

  如此,就更使得上思“三合土”棺墓主人的身份更加扑朔迷离了,也就更加显示出它浓重的神秘色彩。

  那么,墓葬的主人又是谁呢?

  四、皇上住过“官皇屯”?

  此前提到,两座“三合土”棺椁出土的地名为“官皇屯”。但现在已经无法考证是何年何月此地取名为“官皇屯”了。

  其实,本文所称的“官皇屯”,按照壮族的传统地名,不是称作“屯”,应称为“板”。在当地壮族的方言里,“板”即是“村庄”的意思。而“屯”则是汉族地区,特别是北方村庄的俗称。现在的壮族地区把村庄称为“屯”,只是行政文字的一种表述。

  《中国少数民族简史丛书·壮族简史》记载,广西属于我国古代百越民族之重要支系——雒越民族。

  对于百越民族的历史渊源,在有关论述百越民族的文章里做了阐述,百越族是居于现今中国南方和古代越人有关之各个不同族群的总称。在中国历史上,整个广大的江南地区,即所谓交趾至会稽七、八千里,在秦汉以前都是百越族的居住地。现在居在中国南方属壮、侗语系和瑶语系的各个民族,不论在语言上,或者是在文化习俗上,都与古代的百越族有一定程度的关系。

  在有关的文章里,对于雒越民族,也做了这样的阐述,雒越是很早以前就居住在我国南方的古老民族。据考证,雒越是岭南原住民族先民所建的一个古老方国,雒越文化对中华文明与世界文明都产生了深远影响。雒越人是夏、商、周及秦汉时代在岭南的古老民族,是古代壮族、侗族、黎族、毛南族、仫老族、瑶族、水族等民族的祖先。远溯到旧石器时代时期,先秦时期,广西为雒越国,居住着百越族中的最重要支系——“雒越”、“西瓯”、“苍梧人”等民族。

  史料记载,上思地处广西西南边陲,秦以前为百越地,隶属部落南交,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在岭南设南海、桂林、象郡,上思属象郡(今崇左市境内)。秦末汉初为南越地。

  因而,可以确认上思自古就属南越地,是百越民族中的支系——雒越民族的居住地。

  虽然历经了几千年的历史风霜,但是,上思直至如今,还深深地留下了原雒越民族的生活习俗、生产习俗的烙印,特别是在地名的称呼上,如在地名开头冠以“那”、“禄”、“渠”、“板”、“婆”、“派”、“汪”、“驮”、“枯”、“念”等,更显出古代骆越民族的历史印记。

  而“官皇屯”也可谐音为“棺皇屯”。按照壮话也可以解说为“皇帝的村庄”或“皇帝棺材的村庄”。这或许就是当年为了对两座“三合土”棺进行保密而以村名(地名)作为一种标记。

  在对“官皇屯”地名历史渊源的民间调查时,民间有这样传说:明朝时期,这里还是一片荒凉之地。但是,之后有一位落泊的皇帝带家眷及一大批仆人,从远处来到此地筑屋居住了很久,并形成了一处小村庄。后来,不知道这位皇帝是什么时候离开了,村里的房屋也随之全部被毁,不留痕迹。到了明弘治十八年(1505年),上思实行了“改土归流”,为了防备原土司残余的不断侵扰,上思首任“流官”(指由朝廷委派的官吏)同知曾丙将上思州城(即现在的旧州屯)从明江南岸迁至明江北岸(即现在的上思县城),有民众就到这个地方建屯,为了怀念原来居住过的“旧主” (指曾经居住过此地的避难皇帝),所以,就把此地屯名叫做“官皇屯”(壮族方言为“‘板’官皇”),还把通往“官皇屯”的一道坡,称为“官皇坡”。而把当年或是无意或是有意遗留下来的一口井称为“官皇井”。

“官皇井”位于“官皇屯”西南面约500米处,按照壮族当地方言,“官皇井”可译为“皇帝的井”。据群众传说,此“官皇井” 其井口边系砂岩长条石围砌,井水清澈甘甜,几百年来保存完好,并一直是附近民众生活之“源泉”。

  再者,位于上思县城西面,南面距明江河二里有一个村屯,名为“渠皇屯”。据屯里老族谱记载,此屯始建于公元1660年。

  可是,在民间里早就有了这样的传说:这里原来是没有村屯的,只是一片树绿成荫之地。明朝时期,有一位落泊的皇帝时常带着一队随从来到靠近此地的明江河边垂钓。闲时,这位皇帝就和他的随从到这片树荫下起有几间茅庐乘凉,并将钓到的鱼在此地膳煮。可有时钓到的鱼实在是太多了,皇帝就命随从挖了个池塘,把活着的鱼放生进池塘,并定下规则,已放生的鱼就不能再捕捉。久而久之,池塘里的鱼又肥又大。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位皇帝再也没有来到这个地方了。后来,有民众到这个地方建房居住,以后再有民众不断聚集建房,并逐渐形成了有个屯。为了怀念原来在此地开池放生的皇帝,所以,就把此地屯名叫做“渠皇屯”(壮族方言为“‘板’官皇”)。“渠皇”,按照壮族当地方言译义,就是:皇帝的池塘。

  此后传说,当年皇帝放生池塘里的鱼成了当地官府专供品。

  据查阅当地史志,在上思的历史地名里,没有发现“官皇屯”、“渠皇屯”的标志。但是,在坊间里的地名确实存在“官皇屯”和“渠皇屯”。由此,可以推断,上思有一小段神秘的历史已被封闭、封存,或是被掐断,且不让文字记述于史料之中。

  为什么上思的史志在数百年里,要封闭这一段和地名相关的历史呢,其中是否含有出于一种承诺“默契”的情怀,或是出于某种隐情呢?

  经过北京故宫博物院、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北京大学、陕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湖北荆州文物保护中心以及广西文物局、广西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部门文物考古专家的勘测,确定:在上思出土的两座“三合土”棺为明代时期的墓葬。

  据考证,在明朝时期的丧葬习俗里,比较盛行类似上思出土的“三合土”夯制的棺椁。这种“三合土”夯制棺椁的形状特征,就是呈“棺材”的形状。

  而清朝时期的丧葬习俗,多数不再夯制类似“棺材”形状的墓葬,则盛行以“三合土”在坟堆上垒筑成“鲸鱼头”、“乌龟”、“坐狮”、“卧狮”等形状的墓葬。

  在丧葬习俗里,这样的坟堆形状则是代表一种“图腾”崇拜。如“鲸鱼头”、“乌龟”,表示其祖先是从沿海一带迁移来的民族,因此,就对“鲸鱼”、“乌龟”等“图腾”特别崇拜;再如“坐狮”、“卧狮”, 表示其祖籍原是靠近大山森林的地方迁移来的民族,所以,就对“狮”的“图腾”特别崇拜。

  诚然,这两座在上思出土的“三合土”棺椁,其形状的夯制以及埋葬的朝向,都给世人留下了一时难以解开的谜。

  其一,棺椁的形状。

  当确定这两大“石块”为两座“三合土”夯制的墓葬后,便对其顶部为什么呈“人”字形的含义进行了探讨。经对整座棺椁的勘测,在棺椁的两头顶部分呈“人”字形,其含义是象征“阴”、“阳”,而“阴”、“阳”则代表“乾”、“坤”。再者,棺椁顶部所呈的竖形“凸”状,则象征“龙脊”。从“风水”学的角度说,这就是“龙脉贯阴阳”或“龙脉接应天地之气”之意。

  以此推断,当年这两座“三合土”棺的夯制者,是刻意将“乾”、“坤”和“龙”的象征附于棺椁形状之上,并以此来隐喻墓主人的身份和地位。

  其二,墓葬的朝向。

  据古代丧葬制度的历史文献记载,在中国历代帝王陵中,秦、西汉以前的墓向多为坐西朝东。东汉时墓向改为坐北朝南,唐代以后,凡帝王陵“坐北朝南”几乎形成制度。古代把南视为至尊,而把北象征为臣服。皇帝称“南面称尊”;臣服之人为 “北面称臣”。正因为正南这个方向如此尊荣,所以,除了皇帝和宫殿、庙宇之外,谁也不敢取子午线的正南方向,否则,是犯忌而获罪。

  我国历代帝王的陵墓之所以选择坐北朝南向,其寓意就是以示死后也要君临天下。

  为此,在风水学里就有了:坐北朝南,皇帝位;坐西朝东,富贵家。

  在上思发现的两座“三合土”棺的葬式,不仅朝向为坐北朝南,在墓地的选址上也应验了“陵地的选址与天象有关,陵址的前后左右要有山,象征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以山象征天上的星座,而皇帝的陵则位于星座之间,自然皇帝也置于天宫之上。”这样的地理环境了。

  有专家经考证后指出,中国历史上帝王陵寝的体制,虽然开始也形成了一定的制度,但是,在明朝时才得到逐步完善起来的。这则是朱元璋始以“孝陵”新创了一套帝陵体制。

  “孝陵”,是中国古代最大的帝王陵寝之一,是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和皇后马氏的合葬陵墓。因皇后谥“孝慈”,故名“孝陵”。

  《大明孝陵神宫圣德碑》记载,朱元璋“审天象,作地志”,所以,“孝陵”是采用了象天法地,以“天帝”所居之“北斗”位居中央,周围按二十八宿构成的“青龙”、“白虎”、“朱雀”、 “玄武”四象环绕的神秘布局。

  再者,当年两座“三合土”棺的造墓者是刻意在墓主人身垫的“北斗七星”灵板上留下了“玄机”。因为,它的“尺度”是按照汉代“丁兰尺”刻度排布。

  所谓“丁兰”,是汉代《二十四孝图》里《丁兰刻木祀》典故的孝子:丁兰自幼父母双亡,时常思念父母,就用木头雕刻成父母的形象,供在堂上,如同父母在世一样,早晚都要向雕像跪拜请安。地方官很敬佩丁兰的孝心,就奏请皇上,而皇上也为丁兰的孝心感动,下诏把丁兰刻木孝亲的事迹画成图像,加以传扬。

因此,自汉代起人们把用于造墓、制神龛等的特殊用尺称为“丁兰尺”。曹植在其《灵芝篇》里也赋诗曰:“丁兰少失母,自伤早孤茕,刻木当严亲,朝夕致三牲。”

  “丁兰尺”在刻度上分“丁”、“害”、 “旺”、 “苦”、 “义”、“官”、“兴”、“失”、“死”、“财”、“两仪”等大格,为“讨吉避凶”,使用时以“丁”、 “旺”、 “义” 、“官”、“兴”、“财”字为吉,以“害”、“苦”、“失”、 “死”字为凶。

  两座“三合土”墓主人身垫的“北斗七星”灵板上,则取了“苦”、 “义”、 “官”、 “兴”、 “义”、 “官”之格。

  总而言之,上思出土的这两座“三合土”棺椁与史载的帝陵有着异曲同工的内涵以及相似的格局。

  难道“三合土”棺椁与历史上的皇陵有什么渊源?

  古代时期的星象家,把宇宙间的大熊星座中的七颗亮星看作一个斗勺的形状,并将它称为“北斗七星”。

  所谓“北斗七星”指的是:天枢(北斗一)、天璇(北斗二)、天玑(北斗三)、天权(北斗四)、玉衡(北斗五)、开阳(北斗六)、摇光(北斗七)。

  《晋书·天文志》称,“北斗七星”各有所指, “北斗七星”在太微北:枢为天,璇为地,玑为人,权为时,衡为音,开阳为律,瑶光为星。因为季节的不同,所以,“北斗七星”在天空中的位置也不尽相同。因此,我国古代人民就根据它的位置变化来确定季节:“斗柄东指,天下皆春;斗柄南指,天下皆夏;斗柄西指,天下皆秋;斗柄北指,天下皆冬。”

  大熊星座中排列成斗形的七颗亮星。我国古代星象家,将这七颗星中的前四颗,即天枢、天璇、天玑和天权组成斗形,故名斗魁,或称魁星,又名璇玑。后三颗星,即玉衡、开阳、摇光三星组成斗柄(即斗杓)或称玉衡。

  关于“北斗七星”,有个比较古老的神话故事:传说龙汉年间周御王的妃子,名叫“紫光夫人”,明哲慈慧,“誓尘劫中已发至愿,愿生圣子,辅佐乾坤,以裨造化。”传说她有一天在后院游戏,到了金莲花温玉池边,进去洗澡,“忽有所感,莲花九包应时开发,化生九子。其二长子是为天皇大帝,紫微大帝;其七幼子是贪狼、巨门、禄存、文曲、廉贞、武曲、破军之星。或善或恶,化导群情。”运于中央,临制四乡。分阴阳,建四时,均五行,移节度,定诸纪,皆系于斗。”这就是赋予“北斗七星”的“七政”。

  《尚书大传》称,所谓“七政”,即是:春、秋、冬、夏、天文、地理、人道。因此,在神话中,自然界天地的运转、四时的变化、五行的分布,以及人间世事的否泰皆由“北斗七星”所决定。

  道教形成时,称“北斗七星”为七元解厄星君,即北斗七星居北斗七宫:天枢宫贪狼星君、天璇宫巨门星君、天玑宫禄存星君、天权宫文曲星君、玉衡宫廉贞星君、开阳宫武曲星君、摇光宫破军星君。

  “北斗七星”君是道教崇奉的七位星神。

  佛教中则行《大藏经》的“佛说北斗七星延命经”。

  所说此经,有大威神大威力,能救一切众生重罪,能灭一切孽障。西汉司马迁在《史记·天宫书》中对“北斗七星”称:“斗为帝车,运于中央,临制四方。”又认为北斗是“天帝的车子”。所以,人们又把“北斗七星”称为“帝星”。

  我国从秦、汉两代皇朝起,“北斗七星”就开始享有崇高的地位和对“北斗七星”的崇祀。唐、宋时期,“北斗七星”的地位得到了道教、佛教的极高崇奉,“北斗七星”成了“至尊神”。

  民间里流行有“南斗主生,北斗主死”的说法,而《星经》也曰:“南斗六星,主天子寿命,也主宰相爵禄之位。”

  同时一些道书又说,人们的生命被分属于七个星君所掌管:“贪狼太星君,子生人属之;巨门元星君,丑亥生人属之;禄存真星君,寅戌生人属之;文曲纽星君,卯酉生人属之;廉贞纲星君,辰申生人属之;武曲纪星君,己未生人属之,破军关星君,午生人属之。”各人根据自己的生辰,即可找到自己的主命星。

  因此,道教认为:若能朝拜北斗,便可得道成仙,从死籍上永远除名;朝拜南斗,可增加阳寿。

  所以,无论“北斗”,或是“南斗”,两个都是好运的代表。

  然而,在上思发现的两座“三合土”棺椁里,不仅发现女性墓主人身垫一块长1.52米,宽30厘米,厚2厘米的中间刻有七个排布似天文“北斗七星”的圆孔,并阴刻六条线将七个孔相连形似“北斗七星”图的灵板,男性墓主人也身垫长1.72米,宽30厘米,厚2厘米的“北斗七星”图灵板。并且还在这两座“三合土”棺椁的内棺里,发现各放置有唐代七枚“开元通宝”及“乾元重宝”钱币。

  这种以墓主人身垫“北斗七星”灵板的墓葬形式,目前不仅在广西没有发现先例,就是在国内也属不多见。

  七、明朝皇陵何葬式?

  我国考古文献记载,1956年—1957年,考古工作者发掘了明代万历皇帝的陵墓后,发现万历皇帝及他的孝端、孝靖两位皇后在棺内的睡姿呈“北斗七星”状式,而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在南京的“明孝陵”,整体建筑布局则呈“北斗七星”状。

  据此,北京十三陵文物专家王秀玲在一次南京召开的“世界文化遗产论坛———中国明清皇家陵寝”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论证:古人以紫薇星垣比喻皇帝的居处。“北斗七星”在古代被认为是极星,指向正北,位于天空中心,在星宿中属紫微垣。古代常以星象变化预测人事吉凶,紫微垣对应的是人间帝王,是帝星所在。所以极星北斗又被认为是天帝居住的地方。

  封建皇帝认为自己是上天派到人间的主宰。自称“真龙天子”,信奉“君权天授”、“天人合一”的思想,视皇位为“天位”,并时刻把自己的行为与“天”联系在一起,每当天空有变化时,他们便“自省”,认为是自己哪些地方做得不对。基于这种思想观念,他们将死视为“升天”,所以皇帝“升天”也就意味着到“北斗七星”上去住了。

在明代帝陵中,其开国皇帝朱元璋的陵墓,主要建筑走向就呈“北斗七星”布局。“明孝陵”反映的是陵寝地面布局,已发掘的明定陵地宫的布局即是仿生前皇宫模式,也是源于天象。

  除此之外,在陵墓选址上也与天象有关,陵址的前后左右要有山,象征前朱雀、后玄武、左青龙、右白虎。以山象征天上的星座,而皇帝的陵则位于星座之间,自然皇帝也置于天宫之上了。

  从古代风水学的角度来看,这种“北斗七星”式的“S”形葬式最能够“聚气”。

  王秀玲说,古人对天体有一种神秘感,认为“北斗七星”具有避邪功效。如河南西水坡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遗址就发现墓主人东西两侧和脚下分别塑龙、虎和北斗天象图。古人还把它刻在避邪剑上。其奥秘在于“北斗七星”的形状恰为一个巨大的聚气的“S”形。

  皇帝选陵址,要选能“聚气藏风”的地方,选择标准是山环水抱,因山环水抱必有“气”。在风水学中,用“曲则有情”来形容水和路的吉祥。山脉的起伏呈“S”形,河流则更明显,总是蜿蜒曲折。明孝陵和明十三陵的选址及设计是与古代的风水理论相合的。

  按照“事死如事生”的观念去分析,皇帝死后,也需要生气,“北斗七星”式这种“S”形葬式能够“聚气”,有了生气,就有了万物,预示着子孙万代繁衍旺盛。如果依此而论,帝、后的葬式源于天象是有一定道理的。

  朱元璋采用天象来设计皇宫、帝陵。他的思想肯定要影响到他的子孙后代。明十三陵所葬都是朱元璋后代,在陵墓选址和规制上均效仿明孝陵。作为明太祖朱元璋的子孙,又身为皇帝的朱翊钧的葬式“源于天象”也就不奇怪了。

  王秀玲最终推断,从朱元璋开始,明代的帝王都可能沿袭采取“北斗七星”葬式。

  那么,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为什么极大推崇“北斗七星”呢,这应和朱元璋的身世有着密切的关系。

  朱元璋自幼贫寒,父母兄长均死于瘟疫,在孤苦无依之下,其早年出家为僧及后来加入“白莲教”、 “弥勒教”、“明教” 共同组织的起义军,并在被拥戴为“大明王”的过程中,同时受到宗教思想的熏陶有着极大的内在影响。

  由于朱元璋终其一生都与道教有着不解之缘。因此,朱元璋在感情上崇道,并利用道教在他执掌政权期间和死后继续为他服务也是很自然而然的。而明代的帝王自太祖朱元璋、成祖朱棣及以后的仁宗—朱高炽、宣宗—朱瞻基、英宗—朱祁镇、宪宗—朱见深、孝宗—朱佑樘等对道教都以尊崇为主。至世宗朱厚熜更是把政治权利与宗教高度联合起来,并以宗教为其治理朝政的中心。

  所以,从这样一种历史渊源的视角来探明,为什么明朝自朱元璋以后的历代皇帝的陵墓都尊崇被视为至高无上象征的“北斗七星”葬式的原因之一。

  经考证,在具有历史悠久的壮族丧葬习俗里,除了在棺内有放置七枚钱币的习俗外,再没有其它更加特殊的习俗了。

  在壮族民间的丧葬意识里,人死了叫做“归阴”,那么死者在“阴间”里是一种“遭罪”,只有上了“天堂”,才能“逍遥自在”。再者,人们把“北斗七星”当成黑夜里的引路星,所以,要在死者的棺内底板的四周各放置一枚硬币,中间排放三枚硬币,共为七枚硬币。这七枚硬币象征着“北斗七星”,其寓意就是要指引逝者沿着“北斗七星”方向升天。另一种寓意,就是愿逝者永远都享受到“七星普照”。

  诚然,在上思发现的这两座“三合土”棺发现死者身垫的“北斗七星”灵板,其寓意应该不像类似民间丧葬习俗中“要向死者指明升天的方向”及“让死者得到‘北斗七星’的普照”这样简单的寓意。

  再者,也许墓主人深感生前还有远大宏图未酬,遗憾在人间,所以刻意以六条线连接“七星”,寓意死后也要带着“七情六欲”一起升天,继续在天上完成自己在人间未能完成的宏愿。

  其实不然,“北斗七星”既然成为明朝皇陵的葬式,在那个皇权至高无上的时代,谁能甘冒如此天下之大不韪呢,这也不合旧制常规。

  这也许就是两座“三合土”棺椁墓主人死后身垫“北斗七星”“灵板”的玄机之一。

  难不成在上思出现的这两座“三合土”棺椁里的墓主人就是明代的某位皇族?

  朱元璋的明王朝建立后,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明王朝派杨景南下征剿广西,返京时,朱元璋问起广西土司黄、岑两氏族所辖情形,杨景言:“蛮獠顽奸,散则为民,聚则为盗,难以文治,当临之以兵,彼始畏服”。朱元璋则言:“蛮瑶习性虽殊,然其好生恶死之心,未尝不可,若抚之以安靖,待之以诚,喻之以理,彼岂有不从化者哉!”并诏谕广西两溪峒官民曰:“朕惟武功以定天下,文德以化远人,此古先哲五威德并施,遐迩威服者也,着兹两江地处南微,风俗质朴,自唐、宋以来,黄、岑二氏,代居其间,世乱则保境土,世治则修职贡,良由审时知机,故若如此,倾者,朕命将南征,入闽克靖,两广平定。尔等不需师旅,奉印来归,向慕之情,良足嘉尚,今特遣使往谕,尔其克慎乃心,益□厥职,宣布朕意,以安居民。”随之,江州、忠州、迁隆州、思明州等土司州府相继向明王朝表示愿意归附。而唯独上思土司黄英杰不愿归附明王朝,反而于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聚众反明,曾一时间聚集万余人,从上思一路攻城夺州,毁兴业城(今玉林市属),并一直攻至郁林郡(今玉林市)围攻郁林城,无奈攻打了半月余,却未能攻下城池。明朝廷命潭州王庆为总兵率指挥胡海、左君弼重兵围困郁林城。黄英杰队伍势孤力弱,抵挡不住明军的强大攻势,且战且退,退回上思。

  然后黄英杰重组兵力,再度与明军大战中,黄英杰阵亡,其弟黄英览被俘。是年(公元1370年),黄英杰之弟黄英衍向明王朝表示愿意归附,明王朝准允,被编管泰州(今崇左太平),又任泰州知州。

  朱元璋在位统治时期,黄氏“土司”对明朝仍然是“反复无常”的反叛。可是,到了明永乐年间乃至明弘治十八年间的一百多年里,上思黄氏“土司”虽然在广西还出现与右江的岑氏“土司”相互仇杀,但却再也没有出现“反叛”明朝的行为,并再表示“归顺”朝廷。

这其中,是不是黄氏“土司”受到了某种“感化”和“默契”。民间传说,黄氏“土司”是受到了一位“身份神秘”人物的指点后,表示对朝廷不再反叛。

  这位“身份神秘”的人是谁?为什么能有这样的感召力。可以说,黄氏“土司”极大因素很有可能受到“建文帝”的“感化”和“默契”。试想,自宋、元两朝起,上思黄氏“土司”在广西的左江一带的势力是比较强大的,为了稳定统治,宋、元的统治者对上思黄氏“土司”的“安抚”多于“进剿”。而朝代的频繁更迭,更是给予上思黄氏“土司”的壮大提供有利条件。在“山高皇帝远”的边陲地区,要与朝廷“分庭抗礼”,那也是朝廷数十年间难以“剿平”之举。如果不是受到某种“感化”和“默契”,黄氏“土司”也不会轻易罢手的。

  而曾为明朝一代皇帝的“建文帝”,虽然“逊国”而“避难”在外,但他也不会希望明朝天下处于长期动乱的状态,这也许就是他“逊国”后,宁愿四处“避难”,也不利用他“正统”皇帝的身份去和“篡逆”的四叔进行抗争的原因。再者,他也不愿意看到他曾经的“臣民”进行与朝廷对抗而陷入“生灵涂炭”的结局。

  所以,应该是“建文帝”到上思“避难”后,就与当地的“土司”有所接触,并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感化”了“土司”,也许还达成了某种“默契”,而这种“默契”可能也包含对“建文帝”身世的 “保密”。

  上思黄氏“土司”也许正是出于“建文帝”对“江山社稷”和“黎民百姓”如此“体恤”宽大心怀的“敬仰”,并把“瀼江”改为“明江”以对明朝表示“臣服”。继“明江”之后,上思又出现许多与明朝有历史渊源的地名,如“凤凰山”、“应天池”、“官皇屯”、 “渠皇屯”等。

  也许正是如此,几百年来,无论是上思的民众及官府一直承诺对“建文帝”“避难”上思的历史给予“永久性保密”的“默契”。

  “金丝”服饰解谜团

  当对女性“三合土”棺椁开棺后,在内棺里清理出一件在当年看来,质地非常优质,而又十分考究的丝织衣服,现在粗略呈现在人们面前的颜色是金黄色。虽然经过数百年埋于棺内,但色泽度还是十分晶亮。而这服饰的式样与当地壮族女性服饰的式样又不相同。经测量,长约80厘米,宽约61厘米。

  据考证,古代时期的壮族,一般平民百姓,无论是男性或女性的服饰,多以手工梭织的粗布料裁剪并手工缝制而成。其颜色以土办法染成的深蓝色,质地则比较粗糙。

  试想,在封建帝王社会里,能够身穿黄色金丝服饰的人,除了皇帝和王公贵族以及皇帝御赐的黄马褂之外,其他的人是不能随便穿着的。否则,就是犯了大忌。然而,这位埋在穷乡僻壤里的“三合土”棺中的女墓主人却能身着这样在封建帝王社会里是犯了大忌的衣服,其身份更是令人扑朔迷离了。

  如果,假设推论的这两座“三合土”棺里的男主人就是当年曾任过广西左江道并又追随小南明的桂王朱由榔,在广西一带进行反清复明活动的黄其晟的话,那么,作为南明永历皇帝的重臣黄其晟的家眷,因其追随“朝廷”有功,而受到“皇帝”恩赐的黄色金丝服饰,也不是没有这个可能。

  然而,上思县志记载的黄其晟避居上思是一段史实。可是他的最后踪迹却有了定论:在现今的福建省厦门市同安县鼎尾村已经发现了不是衣冠冢的黄其晟夫妇的合葬墓。

  通过这件服饰,我们可以得到这样一个论证:能够身穿这样服饰的人,在当年决不是一般普通的平民百姓,而是一个有着较高身份地位的人,还可能和“皇宫”里有着不同寻常关系的人。

  《明会典》是明代官修的一部典章制度书,其中记录贵族女装用料均为“各色纻丝绫罗纱随用”,而平民女服用料则受限制,即便是礼服,也限用紫色粗布(即“絁”)并且禁止用金绣,袍衫也只限用紫色、绿色和桃红色等浅淡的颜色,而禁止使用大红色、鸦青色和明黄色等浓艳的色彩。明洪武十四(公元1381年)年还规定,商贾之家只能用绢布制装,农家可以使用?纱和绢布。

  诚然,“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衣服丝质的质地是和皇宫里皇后所穿衣服的丝质的质地是不能相比的。这是因为皇室里所用的布料是由专门负责皇宫日常所用布料的作坊所供,裁缝时又由专职的裁缝师进行缝制,这当然是其他普通的人无法相比的。

  经考证,“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的“金丝衣服”在当年已经是一件在民间与之无法相比的“奢侈”服饰了。

  通过比对,这件“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的“金丝衣服”的款式,与明朝皇宫里皇后的常服有着明显的相似之处。并且其衣料质地也属《明会典》所记录的“丝绫罗纱”之列。

  史籍记载,明洪武三年(公元1370年),对宫中皇后的常服作出了规定:双凤翊龙冠,首饰、钏镯用金玉、珠宝、翡翠。诸色团衫,金绣龙凤文,带用金玉。四年更定,龙凤珠翠冠,真红大袖衣霞帔,红罗长裙,红褙子。冠制如特髻,上加龙凤饰,衣用织金龙凤文,加绣饰。

  明朝皇后的常服则称为“凤袍”。

  而“凤袍”的样式与满族贵妇服饰基本相似,圆领、大襟,衣领、衣袖及衣襟边缘,都饰有宽花边,只是图案有所不同。

  经北京大学加速器质谱实验室、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于2010年1月20日对“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衣服残片的鉴定,结论为:上思“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衣服属于公元1430年至1440年以前的制作品。

  难道上思“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的“金丝衣服”是属于明朝皇后的“凤袍“吗?

  “荷花”,又称为“莲花”,它是生长在湖中的一种植物,素有“出污泥而不染”著称于世。

  在上思“三合土”棺椁的内棺里,清理出一块长11.5厘米,宽11.5厘米,质地为绸缎料的“补子”,中间凸绣着一朵荷花状图案。而这块绣有荷  花状图案“补子”的质料与棺内清理出来的几件丝织品的质料不一样。可以说这是一块附属于呈黄色金丝衣服上的一件装饰物。

明代官员常服、清代官员补服在前胸后背处分别装饰一块方形(或圆形)饰有鸟兽的图案,称为“补子”,以图案的不同而代表不同的官阶。

  据说“补子”的源头可以追溯至唐代武则天时。《旧唐书·舆服志》载:“延载元年五月,则天内出绯、紫单罗铭襟、背衫,赐文武三品以上。”

  真正代表官位的补服到明朝才定型。《明史·舆服志》记载,洪武二十四年(公元1391年)规定,官员穿袍,前胸后背各缀一个方形补子,文官绣飞禽,以示文明;武官绣走兽,以示威武。

  史料载,明、清时期,受过“诰封”的朝廷官吏的母亲及妻子,也备有补服。她们所用的“补子”纹样以其儿子或丈夫的官品为准。女补的尺寸比男补要小。凡武职官员的妻、母,则不用兽纹补,也和文官家属一样,用禽纹补,意思是女子以娴雅为美,不必尚武。

  那么,这块出现在“三合土”棺椁里的“荷花” 图案“补子”,它的真正函意及作用又是什么,或许它是从某种角度在暗示着墓主人某种特殊身份的标志物。而这样的标志物又能证明墓主人的什么特殊身份呢?

  在“三合土”棺里出现的这块“荷花” 图案,不能不使人联想到始于宋代,而在明、清时期比较盛行的民间宗教组织——“白莲教”。

  史籍记载,“白莲教”,创立于南北朝时期。始初只为始祖慧远在江西庐山邀集十八高贤,于东林寺结社念佛,立誓死后要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他们还凿池种植白莲花,并将念佛之地取名为“白莲社”。

  史籍又载,元代期间,“白莲教”曾得到元朝统治者的承认,并一度达到全盛时期。元朝末期,因不满于元朝政权的暴政统治,引发了全国规模的“白莲教”大起义,为推翻元朝政权的暴政统治起到极其关键的作用。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当年也投入到这支“白莲教”起义队伍中,而在自诩为“大明王”登基称帝,建立明王朝后,深知白莲教造反的意义,即颁布取缔白莲教禁令。但是,自明朝建立后的二百多年间,对于明朝建立的暴政,白莲教众进行起事造反几乎接连不断。清朝入主中原后,“白莲教”则以民族大义为重,倡言“日月复来”,举起“反清复明”旗帜,鼓动民众起来进行抵抗清朝。所以,白莲教一直遭到清朝历代统治者的镇压。

  据有关史料记载,明朝灭亡后,活动在我国南方数省的“小南明”政权,为了进行“反清复明”,曾有过多次和“白莲教”联合抗清的活动。

  由此,如果推断“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曾是追随桂王朱由榔的明朝遗臣黄其晟能成立的话,那黄其晟和他的家人曾经或和“白莲教”有过关系,或参加过“白莲教”进行“反清复明”的活动,以图拯救明朝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如真是如此,在后来“小南明”被清军追剿彻底灭亡后,“三合土”棺墓主人避居上思,就以“荷花”图案绣在一块“补子”上,以示对“白莲教”的纪念,死后也将其随棺而葬的可能性也是比较大的。

  然而,至今为止,在有关记载“白莲教”的历史资料中,没有发现“白莲教”以“莲花”图案为标志的历史佐证。

  总而言之,这块“荷花” 状图案 “补子”是刻意留在墓主人身上的一种特殊身份的标志,而不是一块普通的装饰品。

  经比对北京十三陵出土的明代皇后服饰,其服饰胸前都绣有一朵“荷花”状图案,这与上思“三合土”棺内出现的“荷花”状图案是相吻合。可以说,“荷花”是明代皇后服饰的标志性图案之一。

  再者,据有关资料表明,朱元璋的“明孝陵”及朱元璋在安徽凤阳县明中都城的父母陵墓周边条石上都刻有“荷花”状图案。

  据此,可以这样推断,“建文帝”真正的“皇后”在当年无法离开皇宫,已经跳进大火里“自焚”了。而逃出京城后的建文帝,在四处“避难”之时,是不可能再享受有皇宫里那样的待遇了,只能以一块“荷花”图案“补子”让或许是他在漫长的“避难”过程中相遇并在以后的生活中与他“相依为命”的“皇后”佩饰,以作为“皇后”的一种标志。

  “三合土”棺女性墓主人的棺椁开掘后,经对其头部骨骼进行X光透视,医学专家从骨骼的轮廓推断,女性墓主人年轻时是一位“漂亮”的女性。

  那么,这位年轻时是一位“漂亮”女性的墓主人,果真是明代的皇后吗?

  在上思的两座“三合土”棺里,分别于女性主人的棺椁里清理出七枚唐代的“开元通宝”钱币,而在男性主人的棺椁里也清理出七枚晚于“开元通宝”137年的唐代“乾元重宝”钱币。而且,通过X光对男性墓主人整体骨骼拍照,这七枚钱币也是按照“北斗七星”状分呈棺内。

  这些唐代钱币的年代和这两座“三合土”棺年代相距近千年,却为何又分别呈现在明代时期的墓葬里呢?它们其中又有何寓意?

  历史文献记载,中国的货币,自秦始皇灭六国之后才真正得到统一,象征着“天圆地方”呈圆形方孔的“秦半两”的出现,标志着中国古代钱币的初步成熟。此后,钱币成为古代中国货币的基本形式,以重量为钱币名称的铢两钱币,如秦半两钱、汉三铢钱、隋五铢钱等,流传了700多年,直至唐代“开元通宝”的流通。

  据《旧唐书·食货志》记载:武德四年(公元621年)七月,废五铢,行开元通宝钱。开元钱之文,为给事欧阳询制词及书。“其词先上后下,次左后右读之。自上及右会回环读之,其义亦通,流俗谓之开通元宝。”

  “开元通宝”是唐高祖李渊于武德四年所开铸并流通的币种。从此,中国的币制正式脱离了以重量为名的铢两币制而发展为通宝币制,成为自唐代以后历朝的铸币标准,并沿袭了1300多年。

  “乾元重宝”,是唐肃宗李亨为了填补“安史之乱”的国库亏空,于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开铸发行的币种,并以一当十“开元通宝”用。但至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也就是短短的五年时间,“乾元重宝”便退出了流通领域。

  现在,已经无法考证人们从什么时候开始在墓葬里放置钱币,并作为一种丧葬的习俗了。

“三合土”棺墓的主人是明代时期的人物,死后却在棺内放置唐代的钱币。这其中又有什么寓意呢?

  如果仅依钱币的表面现象推断的话,其一,“开元通宝”是开辟了中国钱币新纪元的币种;其二,“乾元重宝”虽然晚于“开元通宝”137年,但是“乾元重宝”却是以一当十“开元通宝”之用。

  所以,“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内棺里放置“乾元重宝”,而女性墓主人内棺里放置“开元通宝”,以示男性墓主人的身份高贵于女性墓主人。

  然而,从这两座“三合土”棺出现的种种玄机进一步剖析,那么,其中的“乾元重宝”和“开元通宝”就有更深层次的玄机了。

  “三合土”棺里的男性墓主人,当年是否以“乾元重宝”中的“乾”之意来隐喻表明自己的身份呢。

  因为“乾”在《易经》中“八卦”的“卦象”里代表“天”之意。

  《周易》,也称《易经》,诞生于三千多年前我国的夏、商、周时期。但是,从伏羲“八卦”算起,易学的起源也有七、八千年的历史。儒家奉《周易》、《尚书》、《诗经》、《礼记》、《春秋》为《五经》。而《经易》的“经”是指经典的著作,它是古人用来预测未来、决策大事、反映当前现象,并且上测天、下测地、中测人事的一部“经”书。

  “八卦”,是《周易》里的一种有着象征含义的特殊符号。用文字表示为:乾、兑、离、震、巽、坎、艮、坤。用特殊符号表示,则“一”代表阳,“--”代表阴,用三个这样的符号,组成重叠的八种形式,叫做“八卦”。

  “八卦”中的每一卦形代表一定的事物:乾代表天,兑代表泽,离代表火,震代表雷,巽代表风,坎代表水,艮代表山,坤代表地。

  而“八卦”互相重叠再组成六十四卦,用来象征和预测各种自然现象和人事现象。

  因此,在封建社会时代,封建君主总是以“乾,为天,为君,为父”,为代表至高无上的象征。

  “三合土”棺里的女性墓主人,当年是否以“开元通宝”中的“开元”之意来隐喻表明自己的身份呢。

  “开元”,也称“始元”, 则有与神话“女娲补天造人”之意,这是否也象征了其墓主人为“母仪天下”的身份呢。

  “乾元重宝”和“开元通宝”中的“乾”及“开元”的寓意,符合封建时代“皇帝”、“皇后”的身份和地位。

  《明史稿》中记载,明朝皇帝生前的住所为“乾清宫”,皇后生前的住所为“坤宁宫”。

  为什么墓主人不用当朝的钱币来隐喻身份而却用与之相距几百年前的唐朝的钱币来隐喻身份呢。

  纵览中国的古代钱币,虽然不仅历史悠久而且种类繁多,但是,先秦时期的各诸侯国实行不同的货币制度,在不同的地区使用形制各异的刀币、布币、环钱等。秦统一中国后,废除了各国的刀币、布币,将方孔半两钱作为统一钱币,并一直延续到隋朝改为使用五铢钱。

  以上历代的钱币中,都没有体现出能作为隐喻墓主人身份的钱币。就是与明代相距不久的宋代所流行的“天圣元宝”、“皇帝通宝”、“至和通宝”、“嘉祐通宝”、“治平通宝”、“熙宁元宝”、“熙宁重宝”、“元丰通宝”等,虽然其中的“天圣元宝”、“皇帝通宝”都可以喻明墓主人的身份,但是,从字意上太过于显露了。在明代,白银则是最主要的流通货币。

  而只有流行于唐代的“开元通宝”、“得一元宝”、 “顺天元宝”、“咸玄通宝”、“乾元重宝”、“乾封泉宝”、 “建中通宝”、“大历通宝”等钱币中的“乾元重宝”和“开元通宝”更具有隐蔽性地隐喻墓主人身份的标志。

  这也许就是在墓主人棺内放置“乾元重宝”和“开元通宝”钱币的原因所在之一。

  总而言之,根据以上的种种迹象考证,认为:在上思发现的这两座“三合土”棺,很大程度疑似为明代初期,经“靖难之变”后消失人间,而又经历史学家苦苦寻找了几百年仍没有下落的明太祖朱元璋之长孙(明太子朱标之子),明朝第二代皇帝,年号为“建文”的“建文帝”朱允炆之“陵墓”。

  上思,地理位置处广西十万大山的中段腹地,史籍《正文·卷一百十广西五》记载:“上思州府西南三百里。西至思明府二百五十里,东南至广东钦州界七十里,西南至交州偏村界一百里。”而当年的“官皇屯”则处于上思州城东北面数里的一片丘陵里,其数里之外,全是高山峻岭,虽然东北面百里之外可达南宁府,北面数十里可达忠州(今扶绥县),但是,要到达这些目的地,则要翻越几天路程的崎岖山间小路。而要到达南面数里的州城,也则要渡过呈东西流向的滔滔明江河。

  经对地名历史考证,这一带数十里方圆内的村庄,最早建庄也是在明弘治十八年上思“改土归流”(公元1505年)以后的时间,而大多数村庄的建庄时间则是清朝中、晚时期。

  因此,当年“官皇屯”所处的这片地方,应该是当年的一块“世外桃源”。

  可以说,这也就是当年为什么在这里进行了大规模夯制两座“三合土”棺的工程,而外人却一无所知的历史原因之一。

  诚如两座“三合土”棺椁出土之时,文物考古专家曾经推测,如此六面都是密封的棺椁,其棺内的尸体应当是保存完好。然而,当打开了两座棺椁后,棺内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情形,实在令在场的专家都大吃一惊,并且也为之大失所望。女性棺椁由于从山坡上翻滚到平地,造成了棺内骨骸已经零乱,而男性棺椁里呈现的也只是一具裹尸布重重包裹的“干尸”。对此,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梁宏刚博士推测说,这两座“三合土”棺椁当年或许是实行了“二次葬”的形式,所以,才造成了如此尸体已经腐化的现象,不然,这样的“三合土”夯制棺椁,是可以保存棺内尸体完好的。

在对上思两座“三合土”棺椁的各种信息进行不断考证时,始终受到几个历史谜团困扰。为了能获得更多的信息反馈,不妨列出这些谜团与读者共同探寻。

  “驯象卫”之谜

  《上思县志·山川(民国版)》记载:“十万山,距城九十里,环县东南西三面。峰嶂嶙峋,接续绵延。由安南国禄州地方而来,皆曰十万山。”

  十万山之称缘于何时,本文暂且不去深究。可据史籍记载,元末左江总督黄坚在申奏朝廷疏文中称十万山为“象山”。

  史籍记载,明洪武年间,为满足朝仪需要,朱元璋在广西十万山地区特设“驯象卫”以捕捉、驯化在古代象征太平的瑞兽——野象。

  对于明朝在上思设置“驯象卫”的具体时间,有如下几种说法:

  《太平郡志》记载:“洪武十八年,十万山象出害稼,命南通侯率兵二万驱捕,立驯象卫于郡”。

  《明实录》记载,驯象卫最先设置于思明府上思州凤凰山。可是,具体的设置时间,《明实录》中没有明确记载。此后,广西一些地方史志则根据《明实录》中记载,洪武十九年八月时,明太祖“命营阳侯杨通、靖宁侯叶昇领兵捕象于广西左江之十万山”,推测驯象卫的设置是在洪武十九年前后。清代乾隆年间所修《横州志》也载“驯象卫,明洪武十九年置于思明府”。但据明嘉靖方瑜纂修的《南宁府志》记载,洪武十二年,“移军上思州凤凰山驻扎,取交阽象,因名”,显然,上思设置“驯象卫”的时间,应是洪武十二年间,而非洪武十九年。

  《明实录》又记载,洪武二十一年春正月,明太祖“以广西驯象卫指挥佥事王德为陕西都指挥使。先是德为山东都指挥使,坐事下吏,寻宥之,左迁驯象卫指挥佥事。至是上思其材,复升用之”。而《广西布政司·南宁府》载“驯象卫,在横州治东,洪武二十一年建”。

  据此可知,朱元璋自洪武十二年(公元1379年)开始在上思设置“驯象卫”,九年之后的洪武二十一年(公元1388年),即将“驯象卫”又迁至横州(现横县)。

  如果说“驯象卫”的设置,目的只是为了捕捉、驯化野象,以供朝仪之用,那是情有可原。然而,各种史料的记载里,十万大山并不是象群聚集以及象群出没的地方。而且,绵绵数百里的十万大山横亘着宁明、上思、钦州、防城等地。为什么朱元璋却把“驯象卫”的设置在上思呢?况且,如真的有“象出害稼”,那也不必“命南通侯率兵二万驱捕”啊!再者,为什么过了九年之后,又把“驯象卫”移至不属于十万大山山脉的横州呢?

  此后,上思的民间里有了:明朝初年,朝廷派了浩浩荡荡的工匠在十万大山开凿了一处地下宫殿的传说。并于2008年在一处古称“官皇屯”的山坡上出土了两座仿明皇陵“北斗七星”葬式的“三合土”棺椁。而横州也有了建文帝住持“佛寿寺”十五年,并且留有“御笔”亲书“万山第一”的史料记载。

  笔者已记不清在什么时候以及在哪一本小说或史料里看到了这么一段记述:太祖(朱元璋)对着十万大山的地形图久久凝思,且两昼夜则难以入眠。

  难道朱元璋早已在冥冥之中,预料到他嗣立的孙子——朱允炆日后会遭到不测,而为他安排了最后的归宿:横州——十万大山——上思?!

  “束发”饰之谜

  在上思两座“三合土”棺椁全部开棺勘测后,也许在绝大多数媒体的报道里,都忽视了呈“干尸”状的男性墓主人其中的一个细小信息。那就是,从X光的透视下,显示出头枕着草灰枕头的男性墓主人是“束发”饰。

  显然,与明朝前后的元、清两朝人们的发式比对,“三合土”棺“束发”饰的男性墓主人,明显是一位明朝时期的人。

  如若把上思的“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推断为明代建文帝——朱允炆,不仅在理论上有一定的历史依据,而且有物为证。如果真是那样的话,将是对几百年来历史学家所作的“建文帝——朱允炆当年逃离南京城后已出家当了‘和尚’”的种种论述来个颠覆性的推翻:建文帝——朱允炆当年逃离南京城后并没有出家当了“和尚”,仍以皇帝的身份四处避难,直到他生命在上思的最后终结,而他的“陵墓”没有能像他的祖父——朱元璋的陵墓那样显示皇家气派的“北斗七星”葬式,却只能“不树不封”以“三合土”裹着的“北斗七星”葬式深埋地下。

  因为上思“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只剩“裹尸布”紧紧包裹的“干尸”,目前在国内尚为不可多见,所以,专家们经过缜密思考后,整体保留了“干尸”。可以说,“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其身上的许多信息,则有待于今后进一步的揭秘。

  “黑色”棺之谜

  上思出土的“三合土”棺椁,呈现的是“两椁一棺”的葬式。让人惊奇的是,其内棺则是一口“黑色”的棺材。

  不可置否,“黑色”棺材,它是我国古代民间丧葬习俗里的传统色调。

  史籍记载,在古代的封建帝王社会里,对于丧葬礼仪有严格的规定:庶民的棺材颜色只能用黑漆。

  如此说,难道“三合土”棺椁里的墓主人只是“庶民”的身份吗?

  可是,两座“三合土”棺的葬式却是符合“帝后外椁两重”的封建王朝的葬礼习俗。

  其实不然,这就是“三合土”棺椁及墓主人身份的最大玄机:建文帝尽管曾是“皇帝”,可他毕竟“逊国”在外漂泊了数十年,已是“庶民”。所以,死后虽然也以“两椁”显示“皇帝”身份,但却也只能躺在“黑漆”棺内,表明难以“复国”的“庶民”。

  这也许就是几百年来一直受到世人同情、怜悯的建文帝悲惨一生的真实写照。

  其实不然,这里所说的所谓“二次葬”,和丧葬习俗中所说的“二次葬”是有着不同的概念。如《“石棺” 神秘墓主人》一文所述,丧葬习俗中的“二次葬”是指人死后,把遗体安放进棺内埋于地下,三、五年或若干年后,再把遗骨捡出来,按人的骨架顺序装入“金坛”(人死后专装骨骸的坛罐)重新安葬。而这里所说的“二次葬”,其实质就是如丧葬礼俗中的“厝”。

史籍记载,自夏、商、周时期出现了夫妻合葬的丧葬习俗,并趋于普遍后,因夫妻死期不相同,所以多采用异穴合葬的礼俗。再者,为了解决夫妻死期的不同,丧葬礼俗中又出现了“厝”的概念。

  厝者,置也,停柩待葬之义。即将先死者停柩一侧,再待与后死者一同安葬。“厝”的实质乃为长丧久葬,是厚葬之风的重要表现。

  难道这两座“三合土”棺椁当年是在遵循着如《礼记·五制》所记载:“天子七日而殡,七月而葬;诸侯五日而殡,五月而葬;大夫、士、庶人三日而殡,三月而葬。”这样的丧葬礼制之模式?

  除此之外,确实难以释疑“三合土”棺椁内尸体不能完好保存之谜。

  再者,如若“三合土”棺椁内的男性墓主人就是当年也曾身为一代皇帝的建文帝,为什么却如此的“薄葬”呢。

  史籍记载,春秋时期,厚葬之风在西周各项礼俗制度集大成的基础上,得到了极大的崇尚,此时的丧葬制度,根据死者生前的身份,决定陪葬物的有无和数量的多寡。

  而至秦灭六国而一统天下后,由于生产力水平大为提高,经济上的殷实,使得生活上的奢华成为可能,更因“事死如生”的厚葬之风在社会中迅速蔓延,也更使得秦王朝的皇陵也表现出排山倒海、气吞山河的气势。其陵墓雄伟的布局,高大的墙垣,华丽的寝殿,坚固的坟丘,丰富的陪葬,令今人叹为观止。

  据史料记载,明朝时期的丧葬制度,相对而言,多数人不愿将大量的金银财宝埋入地下,则导致墓葬内容日益简单,并形成了一种“薄葬”之风,随葬物品多由象征性物品取代。虽然如此,因受地位、身份和礼制的限制和影响,特别是帝陵,其陵寝仍相当奢侈。

  诚然,尽管建文帝也曾为一代皇帝,但是,他早已经成了一位“逊国”的皇帝,而在民间四处流落了数十年。因此,在他死后也只能以“象征性物品”取代对他的“厚葬”了。

  经过种种的勘测和考证,可以得出结论:上思出土的两座“三合土”棺椁,是仿照明朝自朱元璋及以后历代明朝皇帝陵墓专用“北斗七星”葬式的格局。

  这个结论,得到了北京十三陵文物专家王秀玲老师“有物为证”的共识,也得到了山东大学宗教、科学与社会问题研究所博士生朱磊“‘北斗七星’在明代得到了帝王的极大推崇”的共识。而朱磊为目前国内专题研究“北斗七星”的博士生,并于2010年11月20日,专程到上思考察了“三合土”棺椁。

  此后不久,博士生朱磊在其题为《中国古代北斗信仰的考古学研究》的论文阐述,“虽然,广西上思县明墓并没有出土非常丰富的随葬品,但此墓葬棺外用非常结实的三合土做椁,制作精良,亦耗费了不少的人力、财力,非普通百姓能够负担。墓主当为拥有一定身份地位的贵族或官员。”

  据此,可以推断,在崇奉“北斗七星”象征“至高无上”为“帝王”的朱元璋影响下,作为朱元璋长孙、明朝第二代皇帝的“建文帝”朱允炆,尽管他已是一位“逊国”的皇帝而四处“避难”,应该说,他的“帝王”思想仍然根深蒂固的。且不论他“避难”的几十年间有无“复国”之意,但是,在他“驾崩”后,或是他“驾崩”前有过“旨意”,他的随从们便仿“孝陵”的“北斗七星”状式,以身垫“北斗七星”的灵板“入寝”,并以此来象征表明他的“建文帝”的“帝王”身份。

  诚如《棺形葬式疑窦生》一文中所提,上思两座“三合土”棺椁墓主人身垫的“北斗七星”板上,取了“苦”、 “义”、 “官”、 “兴”、 “义”、 “官”之格。

  这其中又有什么“玄机”呢?

  据此,可以这样推断:“建文帝”二十一岁“登基”,仅在位四年,就遭到了四叔“藩王”的“靖难”而“逊国”,其命运可谓“苦”;“建文帝”为了明朝的天下免遭“生灵涂炭”而 “出逃”并“让位”给四叔朱棣,可谓为“义”;“建文帝”虽然“逊国”,但是,仍不失为“皇帝”的身份,可谓为“官”;“建文帝” 虽然“不在其位”,但是,其四叔朱棣“继位”后,明朝的天下也还呈一派“太平”景象,可谓为“兴”;朱棣“继位”后,虽有“篡逆”之嫌,“建文帝”仍有以“正统”的号召力与朱棣抗衡,但是,“建文帝”却以明朝的天下为重,不计自身的“得”与“失”, 再可谓为“义”;无论历史朝代怎么轮回,也无论时光怎么流逝,历史上的明朝“建文帝”最终仍然还是“建文帝”,是不因“永乐帝”的“篡逆”而更改,所以,又再可谓为“官”。

  而两座“三合土”棺外椁长、宽、高的夯制“尺度”,也合于“丁兰尺”上“苦”、“义”这一“吉”一“凶”字样的刻度。

  不言而喻,这就是两座“三合土”棺,当年没有留下“坟堆”乃至没有留下表明墓主人身份的“墓碑”和“墓志铭”,而却留下了诸多能“隐喻”墓主人身份的“玄机”。

  根据广西医科大学人体解剖研究室黄绍明、龚继春、周丽宁等教授对两座“三合土”棺墓主人的骨龄推算,男性墓主人的死亡年龄约55~60岁,女性墓主人死亡年龄约65~70岁。

  因此,对于“建文帝”的经历也比较相互吻合:朱允炆,生于1377年。1398年,其年二十一岁继“皇帝”位,1402年,其年二十五岁,在位仅四年就被其四叔朱棣篡位后逃离“皇宫”。如传说的那样,“建文帝” 逃离“皇宫”后,曾在四川的广元、福建、浙江、贵州、云南等地“颠沛流离”若干年后,再辗转到广西横县“避难”十五年,这时,“建文帝”已是五十多岁的年纪了。可以推断,“建文帝”在上思的“避难”估计也就是几年的时间就去世了,反而是他的“皇后”仍然在上思继续“避难”十年左右,直至去世,并与“建文帝”合葬。

再者,“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为什么在棺内所呈现的睡状是双手交叉平放于腹部呢。对此,就是说,这样的葬式和壮族丧葬习俗中的死者在棺内的睡状为双手平放两侧的习俗尽是不同。

  根据有关丧葬习俗的考证,可以推断,“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之所以在棺内呈现双手交叉平放于腹部的睡状,这是因为:其一,这是显示墓主人生前的身份“高贵”,死后“安详”的姿态。而一般或普通死者在棺内呈双手平放两侧的睡状,则表示死者对于死亡的一种“无奈”的姿态;其二,佛教及道教中的高僧在“圆寂”时,都呈双手交叉平放于腹部的姿态,以表明其自身已修成“正果”。

  若如史传的“建文帝”当年逃离“皇宫”后,便“削发为僧”的那样,对“三合土”棺男性墓主人在棺内呈现双手交叉平放于腹部姿态的解释,也就顺理成章了:生前为一代皇帝,此后只能“削发为僧”,沦落民间数十载,这就是最后魂归上思的明朝皇帝——朱允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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